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进展与展望

"Double evaluations"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1798 年，马尔萨斯的 《人口原理》 奠定了承载力概念的生态学基础，基于生态学视 角的承载力研究开始兴起 [6,7] 。20 世纪下半叶，资源环境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压力不断加 大，承载力研究的主阵地逐渐由生态学转向资源环境科学，并迅速拓展到资源、环境、 生态、灾害等多个维度 [8][9][10][11]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普及，承载力研究的综合性和应用性 显著增强，学界不仅关注资源环境要素在时空尺度上的动态变化，而且关注承载力与技 术进步、社会发展、政策响应等人为影响之间的交互关系 [12,13] 。与此同时，承载力评价研 究呈现出多学科、多要素、多方法、多尺度的演化趋势 [14,15] ，但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首 先，资源要素直接承载人类活动，环境要素容纳人类活动排放的废弃物，而生态要素为 人类提供生态服务，虽然承载力评价对象几乎覆盖了所有自然要素 [16][17][18][19] ，但是如何在单要 素判断逻辑不同的基础上，保证复合逻辑的一致性仍有待探索 [20] 。其次，囿于技术进 步、政策变迁等影响，当前承载力评价大多关注"现实能力" ，用当前判断去支撑未来决 策，存在逻辑问题。第三，面对多要素复杂系统，生态足迹、能值分析、系统动力学等 多元方法被引入承载力评价 [21][22][23] ，虽然承载力评价的工具理性得到了强化，但不同方法的 优缺点很难衡量，判断不同评价结果优劣的标准亟待开发。第四，面向不同层级空间规 划对"双评价"要求的差异，不同尺度评价的传导机制尚不明确。最后，承载力评价主 要应用是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以及提供规划实施的监测预警手段 [24][25][26] ，但是，鲜有文献 在逻辑上系统阐释承载力如何支撑空间规划决策。综上所述，面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决策 需求，亟需厘清承载力理论内涵，建立简单易行的评价思路。 相较于承载力评价，以土地开发为主的适宜性评价历史更为久远 [27] 。近代的土地适 宜性评价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67 年麦克哈格的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方法引起学界 的重视 [28] ，随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 《土地评价纲要》 为各国土地适宜性评价奠定了 理论与方法基础 [29] 。基于该纲要形成的中国本土化土地适宜性评价体系的评价对象主要 是农用地，1990 年前后随着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建设用地适宜性逐渐成为评价重点 [30][31][32] 。 近年来，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成为了适宜性评价的焦点。总体上，从过去的土地适 宜性评价发展到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化：评价目标上，从关注 土地产出效益转变为关注国土空间综合效益；价值判断上，从单一开发建设转变为国土 综合开发与保护协调；功能指向上，从单一建设开发指向转变为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与 城镇建设三类指向 [33] 。适宜性评价的逻辑判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立足于开发活动的 效益最大化，将影响城镇建设或者农业生产的主要因子空间化，通过多指标叠加判定适 宜等级，主要应用于开发性空间的落位与格局优化 [34] 。二是立足于开发与保护协同，生 态空间的保护优先性和开发空间的适宜性纳入统一评价。显然，统一评价更能体现国土 空间规划关于生态优先、底线管控的原则 [35] 。总的来看，适宜性评价相对成熟，但面向 新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仍有一些问题亟待厘清：第一，空间具有多功能性，单一功能 指向下的评价无法满足空间权衡需求；第二，由于区域资源环境禀赋的异质性，必须选 择差异化指标和分级标准，导致区域特色与客观结果难以平衡；第三，为了便于多源数 据复合，通常选择格网作为评价单元，评价结果与管理单元不匹配，产生了评价在不同 层级的传导问题。 10 期 岳文泽 等：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双评价" ：挑战与应对…”

Understanding the synergistic decision-making in Main Function Zoning constraint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Logic and mechanism

“…6 期 王 亮 等：主体功能区约束与区域发展协同决策：逻辑与机制 支撑区域发展的实物载体，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成为间接观察二者协同决策的 重要媒介 [16] 。研究者提出了"压力-状态-响应"机制、 "驱动力-压力-状态"机制、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机制、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 理"机制 [17][18][19] ，借由判断资源环境承载力承载状态变化来分析区域发展触发主体功能区约 束预警的行为策略。上述研究为理解主体功能区约束与区域发展目标协同提供了有益的 经验与启示，但现有研究普遍忽视了主体功能区约束与区域发展在要素尺度上的传导机 制，对主体功能区约束与区域发展的协同逻辑也缺乏关注，这将不利于推进二者协同决 策落地实践。 综上所述，厘清主体功能区约束与区域发展协同决策的逻辑与机制，对推动实现 "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新格局 [1]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理论和 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主体功能区约束与区域发展协同决策的逻辑与关系演变，以期为形成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1 理论框架 到" [20] ，本文选择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这种最高极限的衡量标准。由此，构建了资源环境 承载力维度上的区域发展触发主体功能区约束的双向预警机制 (图 2) 。 考虑到区域承载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阈值具有阶段性，参考领域经典文献 [16,21]…”

Eval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ased on quantity-quality-water bodies-flow

“…、 李丽娟等 [9] 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构 建了水资源承载力的计算模型， 预测了未来不同水 平年的水资源承载规模； 惠泱河等 [10] 研究了二元模 式下水资源承载力的机理， 计算了关中地区水资源 承载力的支撑规模； 左其亭等 [11] [12] [16][17][18][19][20] [22] 、 《天津统计年鉴》 [23] 、 《河 北经济年鉴》 [24] ；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Ⅲ类及以上 河长比例、 废水排放量、 COD 排放量等数据主要来 源于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环境质量状况公报》 [25][26][27] ； 水资源总量、 蒸发量、 降水量、 水库库容量、 地表 径流量、 水资源利用量、 地下水开采率等数据主要 来源于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水资源公报》 [28][29][30] 。 Calculating model for moderately bearing capacity of regional 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