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开启了许多希望。其中包括找到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有效方法、缓解气候变化以及人类平等。面对这些目标,国家决策过程经常受两大重要关系的影响,即欧盟超国家层面的关系以及强大经济行动者的关系。本期《欧洲政策分析》收录6篇原创文章,聚焦于欧盟和经济对国内决策的影响,并提供见解分析这些相互依赖性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继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成员国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管制领域的重要能力转移到了超国家层面。这导致2014年银行业联盟的建立(Guidi, 2019)。Swinkels和van Esch(2022)使用由Rinscheid、Eberlein、Emmenegger和Schneider(2019)提出的框架表明,关键政策行动者的信念转变如何能解释银行业联盟呈现的制度变革。Fischer、Refle和Maggetti(2022)同样对拥有许多相互依赖性的强大经济(即瑞士能源部门)(Dermont & Kammermann, 2020)表示关切,他们分析了非正式网络在国内层面上的欧洲化。作者解析了多层治理中国内行动者和欧洲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网,并论证认为,非正式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在公共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即使在非欧盟成员国中也是如此。
Liefferink 和Leppänen(2022)的文章更多地聚焦于气候变化的挑战,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他们将多源流框架(MSF)(Herweg, Zahariadis, & Zohlnhöfer, 2017)应用于公正转型基金(JTF)的议程设置阶段和政策制定阶段。作者提出主张,认为制度情境显著影响了政策企业家的影响力,并概述了超国家机构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相关性。这与本刊及相关杂志(Arenal, Feijoo, Moreno, Ramos, & Armuña, 2021)收录的“强调超国家层面政策企业家性质(policy entrepreneurship)的其他研究”的结果相一致。Meister Broekema、Horlings和Bulder(2021)进一步研究了欧盟在应对社会挑战一事中的相关性。通过审视和调查地平线2020计划(Horizon 2020)关于“共同创造增长和包容”的号召中内在的共同创造(co‐creation)战略,文章批判评估了该号召在激励创新方面的能力,并作结论认为,该计划的政策设计因过于严苛而无法刺激创新。聚焦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参与动机,Ilgenstein(2021)同样基于MSF的视角,揭示了行动者在PPPs中的介入是由政策所驱动,而不是依赖财政刺激。因此,文章有助于解释在瑞士这一拥有少数PPPs的国家中PPPs取得的成功,并有助于提升MSF在公共行政中的解释力。
最后,Benczes(2021)调查了当前同等迫切的挑战,即民粹主义,以研究在位民粹主义者对经济产生了何种影响。尽管文章(由地平线2020研究和创新计划资助)有关于拉美国家的实证案例,但为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欧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经验。作者强调,民粹主义政府支持稳定的宏观经济并尊重其限制,但却主要通过让人民与精英相对抗的再分配措施影响国内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