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system: A reflection on the Western-based criteria and exploration of a Chinese approach

Conservation-compatible livelihoods in protected areas: Concep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何思源 等：自然保护地社区的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 过制度和经济激励激发社区开展负责任的资源管理来减轻生态系统压力、实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和社区的公平发展，如自然保护地内及其周边的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 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这些依赖并影响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经济活 动包括土地管理、资源利用、生产经营等 [11][12][13][14] ，有些研究者将以上用以谋生的创收手段称 为保护兼容性生计，它大致是指以自然保护地空间和管理目标为前提，给予当地社区生 计活动机会；以土地利用为基础，充分利用生物资源多种功能，通过特定市场将资源从 维持基本生计拓展到创收 [15,16] 。 尽管社区保护实证研究逐年增加，但研究者大多倾向于开展社区保护成效评估及其 影响因素的个案识别 [17,18] [4] ，而保护兼容性生计路径则是在微观上协调社区的私利性和自然保护的公益性， 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体现个体农户及其社区如何实现土地利用与资源共享。 此时，保护兼容性生计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下资源分配路径决策在社区层面的资源利 用中的具体体现。 在实践方面，保护兼容性生计实践是发展中国家对自然保护回归社区的系统思考， 是明确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角色的有益尝试。 以非洲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是保护兼容性理念回归和实践的主要阵地。不过，从政治 生态角度看，从"堡垒式"到"社区保护"是非洲"去殖民"过程的一部分，其间，西 方保护参与者和资金机构形成忏悔式、补救式，甚至霸权式干预，导致保护回归社区有 时为外生意愿主导 [19] 。相对而言，中国的自然保护具有很强的自主性，面对全球严峻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中国当前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自然保护明确了两个方向，一是 要立足国情，关注乡村社区 [20] ；二是要面向世界，担负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 [21] 产业实现 [22][23][24] ，第四类中，除直接开展生态保护工作外，其他生计活动与自然保护地在地 居民关系相对较弱，更为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的保护兼容性。因此，下文分析主要聚焦前 三类保护兼容性生计活动和生态保护活动。保护兼容性生计活动在不同产业类型下因生 产经营方式和内容不同而呈现多样性 (表 1) 。总体而言，生计活动一方面强调资源需要 在环境承载力内进行循环利用，减少生态系统外来物质，如化肥、农药、杀虫剂的投 入，并让人工系统结构和功能尽量靠近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另一方面， 生计活动寻求在自然与人工系统接触融合下发挥土地的多功能性，在传统生产实现的经 济价值之外寻求生态、文化附加价值，充分提升土地时空利用的丰富度，促进生计的生 态化和多样化。 相对地，典型的不与保护兼容的生计从土地利用和资源管理角度看 [25,26] ，有以作物种 植为主的农田扩张，如牧区土地开垦、永久和大规模清除本土植物的林地清理、湿地排 水、大面积的单一作物种植等；人工牧场、高密度牲畜的啃食、设置围栏等；高投入的 水产养殖，不可持续的伐木，具有很大生态足迹的采矿，以及盗猎、无序旅游服务等。 基于全球实践，研究将保护兼容性生计特征总结为生态、经济、文化与社会四个 方面 [16,[27][28][29]…”